争议之一是，“交通肇事罪”之所以与“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”发生纠葛，关键在于司法审查是一种事后行为，通过事后的行为来判断行为人在案发时的一种主观心态，具有相当难度和弹性，容易出现“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”的局面。

　　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举例分析说，假设被告人甲某夜间驾驶机动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致行人乙某死亡，在事故中车灯损坏，甲某为逃逸和为避免车牌被后面车辆看见，在照明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驾车高速行驶，之后又连续不断发生车祸，沿途撞死撞伤行人丙、丁等十余人。对于这样的案例，认定其第一起造成乙某死亡的行为仍是交通肇事罪，其后连续发生的数起事故，涉嫌对撞死撞伤行人丙、丁等十余人具有间接故意，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。因为被告人甲某在夜间车灯损坏视线不良、高速行驶的情况下，已知一而再再而三发生撞击仍然继续行驶，足以证明甲某对此后事故后果持放任态度。

　　与主观心态模糊、事后难以准确认定相反，两罪刑罚悬殊，也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一个棘手问题。交通肇事罪的量刑起点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；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，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；因逃逸致人死亡的，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。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量刑起点是三年以上有期徒刑，最高可判处死刑。

　　一位专家认为，许多案件从法学原理来说，定交通肇事罪更加准确，但是案件造成的人员死伤又十分惨烈，如果定交通肇事罪，最高判刑七年，显得太轻。

　　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明祥表示，此类案件危害后果十分严重，行为的危险性以及行为人主观恶性也很大，以交通肇事罪定性确实有定罪失当处罚过轻的嫌疑。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，可以解决处刑过轻的问题，但却会给人以名不符实的印象，并且有时很难认定行为人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。

　　因此，日本在2001年修订刑法时，增设了“危险驾驶致死伤罪”，明文规定：受酒精或药物的影响，处于难以正常驾驶的状态，驾驶四轮以上的汽车，致人死伤的；以难以控制的高速度行驶，或者无驾驶技能而驾驶四轮以上汽车，因而致人死伤的；故意无视红色信号或者与之相当的信号，且以可能产生重大交通危险的速度驾驶四轮以上汽车，因而致人死伤的，构成“危险驾驶致死伤罪”，处比过失罪重得多的刑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