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的畜牲！”王江忠立即赶往合峪镇派出所报案。当天，张燕龙被警方带走。

【压抑的日记】

【她感到同学在背后议论，自己成了特别的人】

从张燕龙被警方带走，到8月30日初中开学，这段时间，王涵蕾一直在老家，大门不出。王涵蕾父母也匆匆转让了小学的餐厅，回到老家。“她不出门，不说话。我们看她心情不好，什么都不敢提。”王涵蕾的父母说。

开学了，王涵蕾成了一名初三学生，仍在合峪镇中学。在8月30日的日记里，王涵蕾这样写道：“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，我的心情不知怎么了，变的好复杂。我想，我的事情，不论是在我们村，还是在学校，都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吧！我怕别人在我背后说什么，这样的压力，我真的不知道能不能承受的了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，我的心好乱啊。”

在接下来的一篇日记里，她这样写：“我真的不明白，为什么同学们说那么多稀奇古怪的话。他们说的话，我都不知道他们的意思。她们说，人家现在是三四班的重点保护对象，咱惹不起。还说，班主任对我是特别的。为什么班主任对我是特别的呢？难道是因为……王涵蕾，就你会给咱四班惹麻烦，现在，全校差不多都知道四班有个女生想自杀，你会给咱班抹黑。后面就有一句话不同了：‘王涵蕾，我问你一句话，你别生气。听说你被男人给那个了？’我吃了一惊，她怎么知道的。难道是班主任告诉他的。他怎么可以这样。他答应了我不说的，这个不负责任、没有信用的人……我讨厌他，讨厌他。”

两个星期之后，王涵蕾请假回家。在9月20日的日记里她写道：“今天是阴天，我的心情也是阴天。想起早上爸爸严厉的目光，我就想哭……早上吃过饭，我对爸爸说，我不想再上学了。妈妈立刻瞪了我一眼。爸爸也投来严厉的目光，你不上也得上，我告诉你，你不上回来干嘛？……我觉得父母一点也不理解我，不顾及我的感受……这实在太痛苦了。”

9月28日，王涵蕾再次来到学校上课。她在日记中又写：“于X对老师说我有几节没学，练习册都没做。老师说：呀，管她干什么。英语课和语文课上，我打盹老师也不管我。那一刻，我觉得心里好难过，反正，这个世上多我一个也不多，少了我一个也不少，就让我慢慢地消失。”

没多久，王涵蕾再次请假回家。她的日记中显示，10月4日这天下午，她和朋友去山上采兰草，没采到，还迷了路。“再见了，我的朋友们。”她在这天的日记结尾写道。

【悲伤的家庭】

【她走后，父母抗诉要求对凶手加刑】

9月、10月，王涵蕾在家的这段时间，经常会问到案件的进展。“她经常问。”王江忠说，有时她会说：“恨张燕龙，一辈子坐死在牢里才好了。”

11月11日，栾川县人民法院判张燕龙因强奸罪获有期徒刑6年。当天晚上，申贵花将这一消息告诉王涵蕾。“她当时听完就说了一句话，‘那可不多’。”

11月12日上午十点，15岁女孩王涵蕾梳洗完毕，换上新衣新裤新鞋，喝了半瓶农药。农药名是“3911”，类似于“1605”，有剧毒，为平时喷杀黄豆上的虫子所用，一瓶一斤的容量。申贵花发现后，遂喊亲戚将王涵蕾送往合峪镇卫生所救治，经抢救无效死亡。

两天后，王涵蕾被埋到大山深处的山坡上。没有坟头。一片黄土。

王涵蕾的最后一篇日记，没有日期，只有这么一句话：“在我生命停止的时候，在我呼吸停止的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，原来，人生是那么……”人生是怎么，她没有给出答案。

在倒数第二篇日记里，她说：“人难免总有一死，只不过，现在提早了点。我希望，我死后，希望爸、妈，你们不要为我伤心……”

王涵蕾一走，她的家人就陷入无比的悲伤。22岁的哥哥从浙江打工地赶回家，没能见到妹妹最后一面。45岁的母亲申贵花精神出现异常，常常突发悲号，一天哭倒十余次。

11月17日，王涵蕾父母向栾川县人民检察院递交“抗诉申请书”，“不满对张燕龙仅判6年有期徒刑，要求严惩凶手，并要求赔偿抢救医疗费用、丧葬费、死亡赔偿金、精神抚慰金等共16万元”。11月27日，栾川县检察院公诉科工作人员告诉他们，案件第二次开庭可能会在一个月之后。

“不给张燕龙加刑，我们绝不会罢休！”王涵蕾的父母说。

【文中除张燕龙外，其它人物均为化名】

【悲剧的反思】

【青少年心理问题，由社会、学校、家庭环境造就】

河南国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萧强告诉成都商报记者，抗诉是可以加刑的，但被告人不服还可以上诉。在强奸案件中对犯罪嫌疑人如何量刑，一般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，受害女性一般以14周岁为分界点，14岁以下为幼女，而王涵蕾是15岁。“张燕龙被判6年也差不多了。另外，强奸案件的民事赔偿一般很少。王涵蕾在案件宣判后喝农药自杀，对案件改判影响不是很大。”

河南省心理学研究所所长王春龙告诉成都商报记者，从案件本身来看，是王涵蕾的老师和家长与她沟通不够，在她拿小刀进行自残的第一个阶段没有找到她这样做真正的原因，在案件爆发后的第二个阶段又没有进行有效的心理疏导。“如今的青少年抗挫折能力比较差，对社会、家庭和个人认知能力都比较低，严格意义上讲是人格不成熟难以抵御各种挫折，尤其是牵扯到风俗习惯、道德品质和约定俗成的文化，他们不能正视那些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。如果发生在别人身上，也不过感叹一声。”

“在农村家庭，这样的问题就更加突出，根本原因是沟通的深度不够，不是没有沟通，而是不懂沟通的方法和内容。”王春龙说，当孩子出现抑郁情绪的时候，不论是学校还是家长都应该帮她认清性质和出路。“我们现在在做一个团中央的关注农民工子女成长的项目，调查中发现很多青少年心理上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，这不是他们的错，而是社会、家庭、学校三重环境共同造就的，值得我们长期关注和反思，避免悲剧再次发生。”

(成都商报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