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庆农民付强的蛙场被划入工业园区，在补偿没谈好的情况下施工者放炮开山，大批蛙在炮声中死去。付强由此展开了诉讼。不过，原以为胜算在握的付强，却等来了一场打输的官司。付强的律师查阅卷宗时，发现了一份当地管委会发给法院的“公函”，要法院“做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”，并警告法院不要“一意孤行”。（6月28日《新京报》报道）

这份被网民称为“史上最牛公函”的政府文件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，应该说它是我们建设法治社会的进程中的一件极为珍贵的文物，代表了一个时期行政与司法间那种难以明言的尴尬关系。

国家的根本大法明确对法院的审判权进行了专一保护，“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，不受行政机关、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。”《人民法院组织法》对此进行了强调。但遗憾的是，两部宪法文件只是对法院的独立审判权进行肯定性保护，而没有对其他强势国家机关干涉审判的行为进行否定性规范。基本性法律《刑法》虽有“妨害司法罪”一节，却根本没有制约行政权强力干预司法的相关规定。说相关法律规定有“空白”固然得宜，但如果说相关法律的“放纵”也似无不可。

但固然如此，在一个较为成熟的法治社会中，国家行政机关以公函形式，对司法机关施加压力的做法依然罕见，而内中的警告性语气，更是属于天方夜谭，可谓一大笑话。在成熟的法治社会，对法律的信仰，直接体现在对审判权的尊重和保护上，也许会有强化行政权力的行为，但都会在法制体系内进行，决不可能直接针对法院的审判过程发出要求判决有利于己的警告。可以想见，发出这种“警告函”的行政机关及相关人员，心中没有一点对法律的敬畏之心，遑论对法律的信仰。

缺少法律信仰，缺少对法律的敬畏，正是难以通过“最后一道防线”来构筑安全的社会秩序的根本原因。内中虽然有着司法体系的不完善问题，但强势部门缺少对自己存在合法性的法律的尊重和信仰，更是其中的关键因素。

这份“警告函”戏剧性地呈现在世人面前，确实弥足珍贵。它告诉我们：在建设法治社会的进程中，曾经有过如此不可思议的“时刻”；它也提醒我们：解决法治社会进程中的难题，答案也许就在题目之中。（廖德凯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