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、对于居间代卖行为，《纪要》规定了代卖人明知委托人实施毒品犯罪而进行居间代卖时，以该委托人实施的毒品犯罪共犯论处的情况。
（二）参与毒品犯罪的孕妇、哺乳期妇女、急性传染病人、残疾人或者未成年人等特定人员问题
近年来，毒品犯罪集团为逃避检查和处罚，组织、利用特定人员进行贩运毒品，且由于对孕妇等特殊人员的监视居住、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往往难以落实，致使此类犯罪活动愈演愈烈。《纪要》新增加对这部分特定人员参与毒品犯罪的处理规定：对于孕妇、哺乳期妇女、急性传染病人、残疾人或者未成年人等特定人员被利用、被诱骗参与毒品犯罪的，可以从宽处罚。同时应与检察机关、公安机关沟通协商，妥善解决这类特定人员的案件管辖、强制措施、刑罚执行等问题。对因特殊情况依法不予羁押的，可以依法采取取保候审、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，并根据被告人具体情况和案情变化及时变更强制措施；对于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，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情形的，可暂予监外执行。（新增条款）
五、毒品犯罪“主观明知”的认定问题
出于严惩毒品犯罪的需要，如果仅认可以行为人是否承认明知为标准的“自认的明知”，在实践中就难以认定毒品犯罪人的主观故意，将会严重影响惩治毒品犯罪活动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执法的不平衡，影响了当前打击毒品犯罪的法律效果。《纪要》在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《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》的基础上，结合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作出了有关毒品被告人主观方面“推定的明知”的规定，即应当依据被告人实施毒品犯罪行为的过程、方式、毒品被查获时的情形等证据，结合被告人的年龄、阅历、智力等情况，进行综合分析。《纪要》同时也列举了除有证据证明被告人确属被蒙骗外，如其不能做出合理解释，即可认定其“明知”的10种情形：
1、执法人员在口岸、机场、车站、港口和其他检查站点检查时，要求行为人申报为他人携带的物品和其他疑似毒品物，并告知其法律责任，而行为人未如实申报，在其携带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。
2、以伪报、藏匿、伪装等蒙蔽手段，逃避海关、边防等检查，在其携带、运输、邮寄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。
3、执法人员检查时，有逃跑、丢弃携带物品或者逃避、抗拒检查等行为，在其携带或者丢弃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。
4、体内或者贴身隐秘处藏匿毒品的。
5、为获取不同寻常的高额、不等值报酬为他人携带、运输物品，从中查获毒品的。
6、采取高度隐蔽的方式携带、运输物品，从中查获毒品的。
7、采用高度隐蔽的方式交接物品，明显违背合法物品惯常交接方式，从中查获毒品的。
8、行程路线故意绕开检查站点，在其携带、运输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。
9、以虚假身份或者地址办理托运手续，在其托运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。
10、有其他证据足以证明行为人应当知道的。
六、毒品犯罪的量刑问题
（一）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问题
《纪要》通过政策把握、量刑原则以及具体情形三个层面来明确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问题。
1、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依据，突出打击重点。
《纪要》明确规定，对于两类毒品犯罪分子要依法予以严惩，其中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的，必须坚决判处死刑。其中，一类是毒枭、职业毒犯、再犯、累犯、惯犯、主犯等主观恶性深、人身危险性大、危害严重的毒品犯罪分子；另一类是具有将毒品走私入境，多次、大量或者向多人贩卖，诱使多人吸毒，武装掩护、暴力抗拒检查、拘留或者逮捕，或者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等情节的毒品犯罪分子。
2、遵循“数量加情节”的量刑原则，综合考量各种因素。
《纪要》没有就毒品犯罪的死刑数量标准进行统一规定，而是要求各地结合本地毒品犯罪的实际情况和依法惩治、预防毒品犯罪的需要，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复核的典型案例，恰当把握死刑数量标准。所以仅规定对涉毒被告人量刑时，应当综合考虑毒品数量、犯罪情节、危害后果、被告人的主观恶性、人身危险性以及本地禁毒形势等因素。对虽然已达到判处死刑的毒品数量标准，但具有法定、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被告人，可以不判处死刑；对毒品数量接近判处死刑的数量标准，但具有从重处罚情节的被告人，可以判处死刑；对毒品数量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，既有从重处罚情节，又有从宽处罚情节的被告人进行量刑时，应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，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应当慎重。
3、《纪要》中规定的可以判处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的五种情况
（1）具有是毒品犯罪集团首要分子、武装掩护毒品犯罪、暴力抗拒检查、拘留或者逮捕、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等严重情节的。
（2）毒品数量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，并具有毒品再犯、累犯，利用、教唆未成年人走私、贩卖、运输、制造毒品，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毒品等法定从重情节的。
（3）毒品数量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，并具有多次走私、贩卖、运输、制造毒品，向多人贩卖毒品，在毒品犯罪中诱使、容留多人吸毒，在戒毒监管场所贩毒，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实施毒品犯罪，或者职业犯、惯犯、主犯等情节的。
